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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裁判文书的文本来看，案例I-N：2依据的是当地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文件规定。

[x] 参见王世涛：《行政法的法典化及其模式选择》，《时代法学》2005年第4期。技术障碍能够通过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予以克服，而非技术障碍则是法典化的主要障碍。

（五）行政法典化之必要性的辨析 行政法典化的必要性还可以列出很多。两者皆不包括也未提及统一《行政法典》。亦可能是超越客观法体系的理想蓝图，可能脱离实定法规范，流于纯粹的学术偏好。可见，行政法典化是一个多义、多用、开放的概念。多样性，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不将这些纳入其中的话，将无法顾全行政法的极为广泛性，因而损害行政法的完整体系。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行政法 法典化 容许性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干部分是人大系统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有人大系统、政府系统、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若干板块，其中人大系统是主干部分，其地位高于其他系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

各机关得视工作需要，分别酌设顾问、参事、专门委员、工程师、技师、视察等。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条件不具备，还无法立即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不能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机关的各级负责人，厅及室称主任，会称主任委员，司称司长，局称局长，组称组长，所称所长，处称处长，科称科长，必要时均得设副职。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长期以来被认为在1949—1954年期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相当于当时的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在我国建国之初发挥临时宪法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部分，对外代表国家，对内领导国家政权，是当时国家权力的最高领导机关。多文本的成文宪法是由若干宪法性文件构成的，其效力并不相同，而是有高有低，在此并不适用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不能将其等同于柔性宪法。

从这些特点来看，宪法性法律在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其性质较为简单，它们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由于政协全体会议才能代行全国人大的工作，而在其闭会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基本上只能起咨询性作用，其职权多是协商性的，因此全国委员会听取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报告后应只能提出批评建议，政协全体会议听取这些报告后才有批准通过权（与后来的人大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类似），但实践中全国委员会似乎代行了全体会议的某些职权，如一致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工作报告。由于当时全国人大尚未召开，因此处于最高地位的是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协，政协闭会期间是中央人民政府，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体制也明显不同。而《共同纲领》第12条第1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并列的，人大的至高无上性并不明确，这与1954年《宪法》确定的人大地位有明显不同。

（七）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1949年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从内容上看也应属于法律性文件（大致类似于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条例）。从当时的情况看，《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比较明显属于宪法性文件（构建政体）。如果从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的角度看，《共同纲领》确实很像宪法，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各方面的纲领性规定，较为全面，也较为宏观，因此说它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性作用，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其次，在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中，这些文本的效力有高低之分。

从内容上看，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都是由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构成的，其所规定的内容是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有关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共同规范的内容，如在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立法机关的职能、组成、任期、会议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应规定在宪法中，而关于这些内容的更具体的规则及其程序则规定在有关立法机关的组织法（宪法性法律）中，但在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和不成文宪法体制下，议会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可能既规定立法机关的职能、组成、任期、会议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这样的宪法内容，也规定其更具体的规则和程序这样的宪法性法律内容——在此没有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之分，只有宪法性法律（它们的总和即宪法）与非宪法性法律（如刑法、民法）之分，这种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和不成文宪法体制下构成宪法的宪法性法律与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处于宪法之外的宪法性法律有明显不同。根据《共同纲领》第13条第2款的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政协成员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及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非公民选举），这使其更像一种精英协商的政治体制，有一定的贵族政体色彩。

4.某些零散的宪法性文件 这一时期的宪法除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外，还包括一些零散的宪法性文件。通说认为，成文宪法是指由一个或者几个宪法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宪法。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最后，误读《共同纲领》的历史文化原因。即政协全体会议不是选举产生若干国家机关，分别授权，而是只产生一个国家机关——中央人民政府，二者之间的权力分配是：关于政协全体会议的权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1954年6月至8月，全国县、市、省由下至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全国人大代表。

我国也曾有学者认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别，仍不过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已。有些条文（第14、17、19条）严格说不完全是政体条款，如第14条虽然规定的是地方权力体制（军事管制和地方政府相结合），但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哪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职权是什么，二者如何分工协作，这些最起码的制度要素都不明确（只规定了组织没有规定其组成和职权）

近日，一份落款为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引发热议。将孩子残忍地从父母身边夺走，并像物品一样调剂给他人，不仅挑战了基本的道德人伦，而且已经构成犯罪。

将超生孩子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的做法，其恶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超生户的房子、粮食等财产予以非法处置的限度。进入专题： 计划生育 。

当年因此失散的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上述通告引发众怒，尤其是那句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完全突破了一般的公众情感和道德底线，孩子居然也能被当作商品和物资一样进行统一调剂，成为公众对该县政府行为的最大诘问。但是，即使决策者和执行者不具有出卖和获利的目的，单单是将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拐走，使其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也已经构成了刑法第262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除了对责任人员进行追责，当下政府还需要做的是，尽所有可能将那些被调剂的孩子的信息调查核实，让失散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无论是做出将超生孩子予以调剂决定的官员还是具体执行人员，都至少构成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拐骗儿童罪甚至是拐卖儿童罪。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真正体会普通父母最朴素的感情，能够通过嗣后的积极作为来弥补对为人父母的伤害，也挽回政府公信力的损失。

为了遏制计生工作中屡次出现的违法行政，我国于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于计划生育法》，核心目的就是将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推行纳入法制轨道。倨傲冷酷的姿态后不仅反映出政府工作人员对法律规范的无知，也充分展示了何为对个人尊严的漠视。

计划生育于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中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被写进《宪法》，计生工作也由此进入全面普及的阶段，但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并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这是政府行为的一般准则。作者简介：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另外，本案中，唐月英和邓振生最初信访的理由是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或有拐卖儿童的行为，《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是要以出卖和获利为目的，这一点需要对当时工作人员的意图核实。生命不能被漠视，历史也不能被掩埋。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政府将孩子强行抱走转送（卖）他人，此类行为可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打击，有着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国刑法无论对拐卖儿童还是拐骗儿童都配置以相对严厉的惩戒，其原因就在于，此类行为已经将儿童彻底物化为可供买卖交易的对象，将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不仅有违基本的道德人伦，也会给父母、孩子以及家庭带来无尽的悲剧，甚至彻底改写其人生。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表现为：超越职权、擅自处理没有处理权限的事务。

滥用职权罪是结果犯，必须导致重大损失才能入罪，恶劣社会影响已经属于本罪所规定的重大损失。这几句话里饱含的痛，旁观者都能感同身受。